友通国际

从城乡构成看，2023年城镇常住人口9326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9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7700万人，减少1404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6.16%，比2022年末提高0.94个百分点。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发展近似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大致分三个阶段：缓慢发展期（30%以前）、快速发展期（30%-70%）、稳定发展期（70%之后），中国目前处于快速发展期的减速发展阶段末期。在第二阶段快速发展期，大致以50%为临界点可分为两个阶段，50%之前为加速发展阶段、50%为减速发展阶段。目前中国城镇化率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6.2%，但低于高收入经济体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81.9%、68.2%。根据联合国预测，204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约76.4%，对应城镇人口为10.3亿，根据我们预测，到204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约78.6%，对应城镇人口10.5亿人，比2020年增加约1.5亿人。

分区域看，东部发达地区城镇化率高于中西部地区。2022年上海、北京、天津等9个省级以上地区城镇化率大于70%，处于城镇化的稳定发展期；内蒙古、宁夏、黑龙江等14个省级以上地区城镇化率介于60%-70%，城镇化进程处于减速发展的末期；四川、新疆等7个省级以上地区城镇化率介于50%-60%，城镇化进程处于减速发展的初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西藏自治区城镇化率只有37.4%，主要与地理环境、资源分布等因素有关。

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大，流动趋势明显，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分别比2010年增长88.5%、192.7%、69.7%；2021年人户分离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继续同比增长2.2%、1.7%、2.4%。人户分离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现象，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联系密切。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低于常住18个百分点。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21年人户分离人口为5.04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9亿人，流动人口为3.85亿人。与202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2.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7%，流动人口增长2.4%。

以上数据说明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推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人地挂钩机制不完善，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公平化，同一城市内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均等。应当尽快建立人地挂钩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配置。

人口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区域、大都市圈城市群集聚但分化加大，6个人口萎缩省份全部位于北方，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2010-2020年东部人口占比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下降1.20个百分点。202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口占比分别为39.93%、25.83%、27.12%、6.98%。分省看，2020年广东、山东2省人口超1亿，分别为1.26、1.02亿，合计占全国的16.1%。河南、江苏、四川等9省人口在5000万-1亿，云南、江西、辽宁、福建、陕西等17省人口在1000万-5000万，宁夏、青海、西藏不足1000万。10年间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6省人口萎缩，分别减少55.5万、65.7万、79.6万、115.5万、337.9万、646.4万人，全部位于北方，人们用脚投票，奔向南方。

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城市层面，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一、二线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人口持续净流出。都市圈层面，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分化加大。城市群层面，人口进一步向核心城市群集聚。从国际看，美国人口迁移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地区层面，从向传统工业主导的铁锈8州集聚，到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二是在城乡层面，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日本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才更是第一资源。根据我们与智联招聘联合推出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3》，近年人才仍不断向东部城市集聚，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人才集聚能力逐渐增加。分区域看，2018-2022年东部地区人才净流入占比从5.7%增至14.1%，得益于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战略定位，人才持续向东部集聚；中部、西部地区人才持续净流出，且净流出占比加大。分城市群看，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人才持续集聚，2018-2022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从4.6%、2.2%增至7.9%、3.9%；京津冀人才净流出趋势继续放缓，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人才净流出。随着人口红利消逝、人才价值日益凸显，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并培养人才成为各城市提升综合实力的手段。

人口和人才集聚分化促使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未来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但人地分离、供需错配，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中国城镇化战略长期存在“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倾向，与人口迁移趋势背离。分地区看，2010-2020年东部城市建设用地增速低于城镇人口增速3.3个百分点；而中部、东北、西部分别高20.3、17.4、24.3个百分点。分规模城市看，2010-2020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城区人口增长25.4%，但土地供给仅增长2.6%；20万人以下城市人口增长22.8%，土地供给增长47.8%。人地分离、供需错配，导致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而且货币超发使得广义货币增速多高于名义GDP增长，尤其刺激供给短缺、优质公共资源富集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尽管近年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逐渐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都市圈建设为突破口，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但任重道远，共识还未形成。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建议以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更多发挥房地产实体经济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

我国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在“十四五”时期扑面而来，将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放开并鼓励生育大势所趋。

我们正处于人口大周期的关键时期，应该高度重视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的新形势新趋势。好在社会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开始关注生育问题，积极出台完善生育支持体系的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少子化。

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促进合理需求充分释放。

大力发放生育补贴，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建议国家层面以发放生育补贴的方式开启内需复苏计划，发放群体可以向有抚养老人、孩子的家庭倾斜，由于这部分家庭存在较大的育儿、养老支出需求，可以补贴的储蓄漏出率，同时，可以切实降低这部分家庭生育养育成本。长期看，新增人口会增加对汽车、房屋、电器、旅游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对于生育补贴的具体方案，我们建议按照孩子数量针对家庭发放，给有孩家庭每月1000-6000元。比如可以一孩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补贴3000元，三孩家庭补贴6000元。按上述补贴计算，即一孩家庭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平均每孩补贴1500元，三孩家庭平均每孩补贴2000元。按此计算，大约需要提供1-3万亿左右的补贴。短期有助于扩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提振生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增强经济社会活力，一举多得。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三是加大养老产业金融支持探索，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推进适老化改造，保障老年人高质量、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健康均衡发展。